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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9月，北京解放军总医院，贺子珍坐在轮椅上，反复询问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的安排。
她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病房，左腿行动不便，身体也经不起长时间奔波，可这一次，她的态度格外坚定：“这趟北京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主席。
”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参观。
对贺子珍而言，那座纪念堂里安放的，不只是毛泽东的遗容，也是她十年革命生活的一部分。
井冈山的硝烟、长征途中的艰苦跋涉，以及延安岁月里的相互扶持，都曾与这个名字紧紧连在一起。
为了让她顺利完成心愿，上海方面负责她医疗的医生、护士和工作人员随行到京。
行动前两天，医护人员一遍遍劝她量力而行，还准备了一条洁白的手绢。
贺子珍把手绢握在右手里，直到离开纪念堂，也没有松开。
她从正门进入，轮椅缓缓向前。
前厅的毛主席坐像映入眼帘时，贺子珍突然失声痛哭。
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以及外孙孔继宁、外孙女孔冬梅陪在身边，将花圈敬献到坐像前，缎带上写着：“永远继承您的遗志，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敬献。
” 随后，贺子珍在毛主席坐像旁留下了一张照片。
严格说来，这并不是毛泽东与她本人同框的私人合影，而是她与家人在毛主席坐像前的留影。
因为瞻仰遗容区域不能拍照，这张照片也就成为人们所说的她与毛主席“最后一张合影”。
真正进入瞻仰厅后，贺子珍的情绪再次失控。
泪水不断流下，推轮椅的护士赶紧靠近她，轻声说道：“姨妈，别哭，您要保重身体。
”贺子珍没有回答，只是咬住手绢，强忍着悲痛。
这份克制，背后有一段漫长的等待。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，贺子珍曾与毛泽东重逢。
那是两人分别近二十年后的见面，时间很短，留下的感受却很深。
此后，他们再没有机会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共同生活。
贺子珍的一生，早已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交织在一起。
她出身于革命家庭，哥哥贺敏学、妹妹贺怡也都投身革命。
井冈山时期，她承担过机要、护理和通信等工作，长期处在危险之中。
战争留下的伤痛，尤其是体内残存的弹片，后来一直影响着她的身体。
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，远在上海养病的贺子珍悲痛万分。
她在毛泽东遗像上披黑纱，郑重地行了三鞠躬，并让亲属前往北京，代替自己向这位多年未见的战友致意。
她不能亲自到场，遗憾由此埋在心里。
转机出现在1979年。
6月10日，新华社播发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，并刊登了她与外孙女孔冬梅看画报的照片。
报纸发表后，许多老战友写信问候。
康克清、曾志、彭儒等人到北京看望她，大家谈起战争年代的往事，病房里难得有了久违的热闹。
这项职务对贺子珍而言，并不只是一个身份。
她曾对医护人员说：“我还要工作，也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。
”为了恢复左腿功能，她坚持在午饭前、晚饭前练习走路。
护士搀着她在病房里绕行，常常走得满头大汗，她却不肯轻易停下。
有意思的是，身体越是衰弱，她越不愿把自己只看作一个需要照料的病人。
她要求锻炼，要求见老战友，也要求完成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愿望。
那次北京之行，既是一次探望，也是她对共同经历过的岁月作出的告别。
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后来按组织安排回到上海继续养病。
1984年4月，她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医生连续抢救，哥哥贺敏学、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守在外面。
4月19日下午，贺子珍逝世，终年七十四岁，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她留下的遗物并不多，除了一张革命残疾军人证，便是伴随身体数十年的十几块弹片。
那张在毛主席坐像前留下的照片，则把她晚年最重要的一次心愿，定格在了1979年的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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